开心就好

慧眼识英雄

无论是事业上，还是在情场上的知遇，都是一种缘分，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，大而言之也是人生事业与生活的一种人和。

战国时列御寇老先生记述的那个“高山流水”的故事，两千多年来，一直传为佳话。列御寇这样描写一对知音——伯牙这个人擅长弹琴，钟子期这位先生却有独具听懂音乐的耳朵。伯牙弹琴志在高山，钟子期立即心领神会，感慨说：“好啊，气势高耸入云哟，就像雄伟的泰山！”伯牙在琴里弹志在流水，钟子期便敏感地叹息：“妙呀，浩浩荡荡，就像江河行地！”伯牙所有寄托于音乐弹奏中的心思，钟子期都能一一感知。后来钟子期死了，伯牙便不再弹琴，他觉得他已没有知音了。

情场上的知遇令人销魂动魄，自不必说，事业上的知遇，更是历史的华章。

韩信不遇萧何，大概连当初流落淮阴街头钻流氓胯下的花絮也被岁月遗忘了。所以知遇是人在困难中，比有人不嫌你穷困，不嫌你贫贱，看到你破絮包珍，大有可为。

张良不遇刘邦，大概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爱钻研兵书的谋士，或者还会被人指责为胆大妄为，想入非非。因为博浪沙刺杀秦始皇那次，他虽然逃脱，其实已等于死过一回了。以后苦读太公《阴符经》，胸有雄兵，腹藏机变。当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首先向秦王朝发难，张良也召集了百余个年轻人起来，准备投奔别的义军队伍，偏偏在路上碰到刘邦。他在军中谈《太公兵法》，大家都听不懂，偏偏刘邦虽读书不多，却天资聪明，一点就通，一拨就亮，认为张良说得太好了。就是这个刘邦相信张良可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所以，这里的知遇，是你有奇才，人家有识货。

而宋仁宗之于范仲淹的知遇，就颇有些利用与不负责任。

曾有人说范仲淹，在民间当百姓，是个大名士；在边疆驻防带兵，是个大名将；在朝廷主政，是个大名相。当时在宋朝的西北边防，范仲淹在宋朝与西夏的战斗中，捷报频传，屡建大功。宋仁宗也觉得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才。他就把范仲淹召回东京，请他挡宰相，改革宋朝腐败的政治。宋仁宗的心情急切得不得了，范仲淹便提出十大改革措施，并在宋仁宗的支持下，扎扎实实地干了起来。范仲淹的新政一推行，权贵大臣，贪官污吏，便群起而攻之，宋仁宗立即慌了神，当范仲淹一离京，他便把范仲淹的新政完全废除。

范仲淹很幸运，碰上了知音；范仲淹有很不幸，这个知音压根儿就是不负责任的家伙，所以，他只有失败。

王安石的运气应当说好得多。王安石本人，又建立在道德文章之上的无可挑剔的声望，卓然立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。宋神宗赵顼，虽生长在皇宫，但才思敏锐，精明强干，也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不多的杰出英明君主之一。这两人的知遇，应该说是必然的，也是赵宋王朝的福气。

而作为王安石，它也是有福气的，他碰上了宋神宗这位负责任的知音。他的改革气势浩大，全国深入。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，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，整个地使萎靡不振的宋王朝升阳举陷、国力大振，人民也松了一口气。在这个改革过程中，宋神宗是把自己和王安石绑在一起的，支持不遗余力。从一次对话便可看出，神宗问王安石：“外面人议论，说我们不怕天变，不怕人议论，也不怕改变祖宗规矩，我们怎么办？”一句话中说了两个“我们”，可见知遇之深。且王安石两度出任宰相，罢相后，宋神宗对王安石新法的十年维持，足见其负责任。

虽然王安石改革失败，那是中国历史的不幸，但他的知音宋神宗却与改革新法共存亡。